前言


台灣地方議員聯盟成立的宗旨之一就是希望透過平台的建構,提供台灣地方議員問政的交流,讓地方聲音充份抒發,學者專家及時精闢分析,強化佐證,提出建議,讓異中求同的公益價值得以傳承永續,整體展現民主治理與公民社會。


本會的智庫成員,除了有全國各大專院校政治學系、公共行政、政策及管理學系的教授,今年起特地延攬大專院校政治研究所及法律研究所青年學子做兼職研究員,利用他們領域的專長,每週提供社會萬象正夯議題的相關資訊供閱覽者參考,除了長知識之外,也希望帶來啟發與激勵,這都是值得我們高度期待的。

 


(2021.04.02) 新媒體讓我們更民主了嗎?


梁豐綺(台灣地方議員聯盟智庫兼職研究員、台灣大學政治研究所)


2016年,英國通過了脫歐公投,川普當選了美國總統。這使許多人開始意識到「民主退潮」的趨勢,乃至「政治極化」(political polarization)的嚴重性。以致於《牛津辭典》將「後真相」(Post-Truth)一詞選為年度詞彙,指涉民主社會內政治態度的分歧已走向極端,大多數人只問立場不問是非,不同意見的社群之間難以達成共識,進而導致民主體制運作不良,甚至民粹主義崛起。


儘管如此,「後真相時代」的元年應該早於2016年,且其並沒有隨著歐洲民粹勢頭的減緩與川普的敗選而告終——因為「後真相時代」其實是新媒體發展的產物。1990年代開始,伴隨著網路科技、社群媒體、及智慧型手機的相繼面世和迅猛發展,總體的資訊量呈爆炸式的增長。然而,在「媒體碎片化」(media fragmentation)、演算法、以及智慧型手機對人們前所未有的便攜性和黏著度之共同作用下,每個人接觸的資訊卻是更加彼此隔絕。雖然媒體的種類、或媒體的頻道數確實有所增長,但也正由於當今的選擇極其多樣,偏好各異的觀眾更有可能只關注符合自己喜好的媒體,不必或很難接觸到其他立場的觀點。


事實上,對於民主體制的運作,這樣新媒體的生態也已極大程度削弱了其意見交流的機能。一方面,娛樂性內容的充斥,導致本來就對嚴肅議題缺乏興趣的人,更沒有機會或動力關注公共利益攸關的課題。另方面,既使是會關心公共議題的人,社群媒體上的同溫層和異溫層之間的區隔,也使得各方的內部意見走向同質化甚至極端化,進而造成彼此的關係走向水火不容、相互敵視、乃至「一言不合就貼標籤」的局面。更糟的是,新媒體「去中心化」(decentralize)以及快速傳播的特性還使其成為「假消息」(fake news)的溫床。由於每個人都可以是自媒體,未經查證或經不起推敲的訊息,便很容易在聳動的標題或以假亂真的包裝下,被迅速地分享轉發、四處流竄。


在這樣的情況下,政治人物可能會認為,因為吸引立場相左的選民不再可能,與其爭取全體選民的支持,提出務實的政見說服其他黨派的選民,鞏固或討好自己黨派的支持者才是上策。而選民也可能會更傾向於無條件護航自己偏好的黨派,並為反而反地去抹黑對立陣營。於是,事實不再勝於雄辯;少有人在乎真相是什麼,大家都只想相信自己想相信的。實際上,民粹型政客宣稱他們是代表「善良的百姓」對抗「邪惡的菁英」,本質上便也是非黑即白地將反對他的所有人都說成是壞的以爭取支持;因此,「後真相」以及「政治極化」的趨勢對他們而言,便可說是可乘之機。


值得申明的是,網路、新媒體、便攜式電子裝置的出現,對民主政治的運作也不全然是壞事。事實上,這些科技的發展因有助於資訊的記錄和流通,對人民的意見發表、政府監督、社運動員仍都有不容小覷的正面效益。因此,要解決由這些科技所衍生的「政治冷感」或「政治極化」的問題,最需要檢討的是,該如何培養民主社會人民的公民素養與媒體識讀的能力,使其跟得上科技發展所帶來的變局才對。在民主社會對科技發展的警醒、及當代人民對科技產品的高度依賴這兩者間,仍有待我們設法取得平衡!

 

 


(2021.04.01) 從緬甸政變看亞洲民主危機


王亭勛(台灣地方議員聯盟智庫兼職研究員、東吳大學政治系)


今年(2021年)緬甸軍方以執政黨在2020年的緬甸議會選舉中有舞弊的情形發動政變,同時拘捕了緬甸國務資政翁山蘇姬、總統溫敏和執政黨全國民主聯盟的多個領導人,並將政權改由緬甸國防軍總司令敏昂萊掌握。此消息一出,不僅引發國際社會一片譁然,緬甸人民同樣無法接受,甚至發起「22222」全國大罷工,向軍政府表達不滿的訴求。


然而軍政府對於人民的訴求是充耳不聞,甚至透過電視台發出聲明:「抗議者正在煽惑群眾步上會喪失性命的對峙之路,特別是針對容易衝動的青少年和年輕人。」,警告的意味非常濃厚。果不其然,在後續的行動中,軍政府採用武力鎮壓。3月3日安全部隊鎮壓反對軍事政變的示威者,至少造成38人死亡。聯合國形容這是自政變以來緬甸經歷「最血腥的一天」。


令人好奇的是,緬甸進行民主轉型已長達十年之久,為什麼會在這時刻又開倒車?實際上,緬甸在2008年推出新憲法,並於2010年舉行大選,開始其政治轉型之路。但實際上,緬甸的民主轉型與我們一般認知到的並不相同。從憲法的層次來看,憲法規定,軍人議員佔據議會25%議席;軍方有權指定兩名副總統中的一員;政府的國防部長、內政部長和邊境事務部長必須由現役軍人擔任;軍方對憲法改革擁有否決權,軍隊獨立管理軍務,不受總統領導等等。從政治的角度來看,聯邦團結發展黨勝選的原因是因為軍方排除全國民主聯盟參加選舉,並且收到軍方的扶持,該黨才能在2010年的大選脫穎而出。 


已故政治學者杭廷頓(Samuel Huntington)在其著作《第三波:二十世紀末的民主化浪潮》就曾提到若一國要使民主體制能持續進行,讓軍人回歸專業是非常重要的原因。也就是說,軍隊應非政治化,且須受到政府的控制。依此標準回頭看緬甸的案例,即便緬甸看似透過民主的手段選出執政者,但實際上軍方的勢力不曾離開的情形下,一旦執政者換人,或者是試圖削弱軍方的勢力時,發生政變似乎就成了意料之中的事。


近年來,亞洲地區有許多國家紛紛發生社會運動,從2019年的香港反送中運動、2020年的泰國示威遊行,到2021年的緬甸反政變遊行。這三場運動皆可被歸納為對民主制度的追求。儘管新加坡前總理李光耀曾提出「亞洲價值」,指稱亞洲的治理模式不見得要全盤學習西方的制度,可以有自己獨特的風格。然而,民主是現行所有體制中,唯一能保障人民的基本權利不受政府侵害的制度,縱使民主有其弊病,也應該受到大眾的推崇。更重要的是藉由這三件例子,能夠傳達給社會大眾重要的訊息,那就是「民主制度」並非唾手可得的產物,而是需要大家共同努力維護的。一旦稍有鬆懈,民主就可能煙消雲散,我們不得不戒慎恐懼。

 

 


(2021.03.31) 職災保險之現狀與將來-簡論勞工職業災害保險及保護法草案


楊子敬(台灣地方議員聯盟智庫兼職研究員,政治大學法律研究所)


於2020年總統大選時,蔡總統提出了《中高齡者及高齡者就業促進法》、《勞工職業災害保險及保護法》、《最低工資法》的「勞動三法」政見。迄今,只有《中高齡者及高齡者就業促進法》已通過施行;然而,在2021年3月25號的行政院院會討論後,學界和工會界早已倡議數年的《勞工職業災害保險及保護法》草案,即將送入立法院審議,以落實職災保險單獨立法之政策。


就本次修法而言,除了單獨立法外.重點主要有四個面向:第一,包含四人以下公司,全體受雇勞工強制納保;第二,勞工的保險效力自到職日起算,雇主若未依規定辦理保險手續,勞工仍得請領職業災害保險給付。第三,職災保險給付全依失能程度給付,不再依年資給付,並透過充實給付內涵及提升給付水準,提升保障;第四,職災保險投保薪資上限,擬由現行45,800元提高至72,800元,預計涵蓋逾九成勞工薪資水準,下限則定為基本工資。


而若要理解為何職災保險要單獨立法以及其修正之方向,吾人必須先回過頭理解我國的職業災害補償體系及現況。就我國目前的職業災害損害填補機制來說,具有多層次的特色,其涉及到民法、勞動法以及社會保險法三個領域。也就是說,如果一名勞工發生職業災害,其可以透過民法上的損害賠償向僱主請求給付、也可以透過勞基法上的補償規定向僱主請求補償金、抑或是向勞工保險局請求職業災害保險給付。


惟在我國目前職業災害保險與勞工保險合流的狀況下,職業災害保險的給付額度就會與勞工保險相牽連,而導致給付給受災勞工的額度遠低於勞工透過民事訴訟向僱主請求的金額。這個現況產生的結果就是,勞工在職業災害發生時,往往不能即時的受到保險完整的補償,反而要透過歷時餘年的訴訟才可以獲得充分賠償,而這對一個勞工的生計而言將造成重大不利影響。在比較法上,德國社會法典(SGB)第七篇規範的職災保險(Unfallsversicherung),乃完全排除民事求償的途徑,由社會保險即時全額賠給勞工。而日本的勞災保險制度,雖未排除民事求償的途徑,但其保險給付的額度,也幾乎可以即時全額補償勞工的損失,故從德日的經驗也可看出,我國的現況則亟待修正。


此外,因為現行的職災保險是與勞工保險規範在一起,也因此存在許多缺失。除了前述的給付額度過低外,現行勞保條例規定,要事業單位滿五人以上才有強制納保的義務。就此點而言,在我國中小企業眾多的情況下,則導致許多勞工無法被職業災害保險給涵蓋到,發生職災就只能與僱主纏訟,對勞資雙方皆有不利影響。此外,關於投保資格的部分,勞保採的是申報制度,也就說要僱主幫你加保,勞工才有保險資格,此往往導致勞工雖然就職了,但因雇主惡意不申報,勞工就無法在事故發生時受到即時的保障。


而基於職業災害保障在我國實施的現況下,持平來說,本次職業災害保險法的單獨立法,雖然來的遲了,但總算是回應了學界以及工運界長期以來對於立法的期待。在草案中的具體條文修訂中,也解決了五人以下強制納保、勞工保險申報制度、保費給付額度過低以及投保薪資上限過低的諸多問題。然而,目前的立法進度仍停留在草案階段,是否在立法院的審議過程中會受到資方團體的壓力,仍屬未定,執政黨應守住當前草案的規劃,以落實對勞工的承諾。此外,在將來立法完成後的實施上,是否能夠如立法目的般解決問題,則應猶待修法後繼續觀察。

 

 


(2021.03.30) 淺談公投法與實踐之光與影


楊子敬(台灣地方議員聯盟智庫兼職研究員,政治大學法律研究所)


於今年8/28日,涉及到桃園藻礁以及中油天然氣三接站的存廢公投案以及核四重啟與否的公投案即將舉行,此外,仍在聯署階段的「萊豬」以及「還我公投」等案,亦如火如荼的進行中。不難可以看出,自2018年公投綁大選以來,公投作為一種直接民主的手段,儼然已經成為台灣在民主實踐上,極具重要性的手段。


惟,在公投的直接民主光環下,我們仍不能不留意到,可能將民主反噬之陰影。德意志聯邦共和國戰後第一任總統 Theodor Heuss 曾言:直接民主是對於所有煽動者的犒賞(Prämie für jeden Demagogen),即點出了公民投票作為直接民主實踐的手段,如果在人民沒有對於議題充分討論或了解,而僅將選票訴諸於被煽動情緒,則往往會產生對民主發展的不良影響。於2018年的公投綁大選的實踐上,「公投主文文義不清」、「看單方懶人包就去投票」、「公投內容是否違憲」等爭議上則隱含了如此的隱憂。


誠然,對於台灣的民主實踐而言,直接民主實踐上若干風險並不能做為將「公投」剝奪的正當理由,在此前提下,關鍵問題就在於,在公投的法制設計上應如何降低風險並且最大化直接民主的效益?


對於公投的法制設計,若先從程序面向來考慮,為建立良善的直接民主,在程序上,對於公投提案之審議以及投票公告期應延長,使社會對於公投之提案有縝密的討論;此外對於公投提案之內容,也應該在提案階段力求明確且確定其法律效果。以瑞士為例,一件公投從提案到最後交付投票,平均要花超過40個月的時間,即總耗時將近3年。


由此觀察2019年主要針對程序面向的修法,修正規定兩年公投一次、延長公民投票提案審核期間至60日、延長公投公告期間至90日。雖然相對於舊法在連署通過後1到6個月必須要辦理投票,新法看似將投票期間拉至兩年。但因為這個兩年一次,係為固定的日期,若於可以公投的該年度才開始連署,在算入審核以及公告期間,則仍然會產生連署期間到公投日仍短的問題(如藻礁公投等案),而僅產生與大選脫勾的效果,仍無法避免2018年社會未充分討論之問題。


此外關於公投提案的明確性以及拘束性之問題,亦未本次修正之重點。學者廖元豪即指出,美國部分州的州政府會提供公投提案人法律諮詢,協助提案人把題目釐清題意,以利公投之進行,此足作為將來我國在修法上之參考。


再者,若考量到公投的實質層面,在我國實踐上的爭議莫過於「人權可否公投?」,精確點來說,即為公投主文以及其拘束的效果可否違反憲法上包括基本權以及基本國策條款等保障?蓋公投之性質,可以區分為法律行為跟政治行為,先不論不涉及到法律創制複決的政治行為,在法治國的原則上,因公投法所為之公投,係屬於法律位階的層次,其創制或複決的結果,當然不能違反憲法上的若干要求。


但進一步要問,應由誰來審查?究竟是憲法法院亦或是中選會?本文認為,若一概留給大法官解決,不僅緩不濟急,亦可能產生人民對公投結果與違憲審查制度之不信任,蓋在憲法之拘束力下,就算是行政機關亦有「依憲行政」之義務,在公投審議委員會廢除後,對於公投案的審查,固不應對於其實質內容為審議,但在「依憲行政」要求下,中選會仍應有針對公投的拘束力是否違反憲法做出決斷之義務,若有爭議,亦保留提案人行政救濟之空間,從而針對公投可能造成的違憲疑慮,特別係在公投主文明顯違憲的事件中,中選會自應勇於承擔其憲法上之任務。


綜觀我國目前公投的實踐,固然在公投案的百花齊放下,看到了民主的「光」,惟在歷史長流中,直接民主的「影」,卻可能造成民主的覆亡。面對這把雙面刃,吾人要做的不是把劍折斷,而係應在公投法之程序與實質中,不斷琢磨與修正,方能真正實踐之直接民主。

 

 


(2021.03.29) 為何拜登不會放棄抗中?


梁豐綺(台灣地方議員聯盟智庫兼職研究員、台灣大學政治研究所)


前幾日(2021年3月19日)拜登上任後首次美中高級別官員會談的開場白,在雙方唇槍舌戰的煙硝中落幕。由於川普(Donald Trump)執政期間(2017年初至2021年初)其對華政策從於1979年雙方建交以來的「接觸」(engagement)轉向至「脫鉤」(decoupling),今年初甫就任的拜登對這樣的趨勢會加以延續或修正,便是不容忽視的課題。事實上,由於美中關係的變動往往攸關著我國的國家利益,探究台灣應如何因應這樣的變局,更頗具重要性。


中國大陸自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其經濟實力可謂歷經了飛速的增長,並於2010年在國內生產總值(GDP)總量上超越了日本,自此成為僅次於美國的全球第二大經濟體。む註一め此外,其近年著力推動的「中國製造2025」更旨在使中國在高科技領域追過美國,以掌握未來經濟發展的命脈。經濟之外,中國大陸從習近平於2013年上台以後,在軍事和政治方面亦頻頻顯示出挑戰美國的意圖。例如,透過「帶路倡議」擴張其對亞非發展中國家的影響力,甚至以此掌控具戰略價值的港口;在其南海島礁上擴建軍事基地,並奪我位處南太平洋的邦交國,以利其在亞太地區的軍事部署;對內鼓吹愛國主義製造仇外情緒,對外則輸出「銳實力」(sharp power)刻意影響大眾對中國的印象。


有鑒於此,美國其實自歐巴馬(Barack Obama)時期便提出「重返亞洲」(Pivot to Asia)以至「亞太再平衡」(Asia-Pacific Rebalancing)政策,開始將國際佈局的焦點轉移至亞太地區,進而應對中國崛起的態勢。川普上任以後,更將中國界定為美國最大的戰略競爭者,並逐步發展出以圍堵中國為核心目標之「印太戰略」(Indo-Pacific Strategy)。如所周知,2018年3月拉開序幕至2020年1月簽署第一階段貿易協議休戰的「貿易戰」、及約莫同期開始的「科技戰」和「外交戰」,尤象徵華盛頓與北京的對峙態勢已走向白熱化。值得注意的是,中國對美國的威脅如今仍未解消,實際上由於中國疫情控制有效、產業鍊復甦迅速,美國作為染疫數最高的國家可說是面臨了益加嚴峻的局面。因此,拜登的對華政策原則上應不至於會翻轉「對抗中國」的主軸,特別是其仍必須回應國內跨黨派的抗中立場、及人民對中好感度下降的情況。む註二め


儘管如此,拜登對抗中國的方式幾乎能肯定會跟川普有所不同。川普對華政策的實行方式大抵是基於單邊主義(unilateralism)的一對一談判(美國優先!),不過依據拜登的各種公開談話,其更偏好透過多邊主義(mutilateralism)的國際組織,尋求跟盟友合作以一同制衡中國(美國回來了!)。雖然拜登或許會因為在防疫、氣候變遷、伊朗核問題等議題上保留跟中國合作的可能性,從而需在一些方面對中國做出讓步,但只要我國能持續確保我主權的獨立性是美國在抵禦中共擴張時所不可或缺的關鍵,拜登的上任便也不需國人特別憂心了。


む註一め根據國際貨幣基金(IMF)統計,若以購買力平價(PPP)衡量,中國大陸得益於物價較低,其GDP實際上早已超越了美國。


む註二め根據最新的蓋洛普(Gallup)民調(2021年3月1日發佈)及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調查(2021年3月4日發佈),89%的美國人認為中國是競爭對手或敵手而非伙伴,美國人對中國的好感度降至1979年以來的最低點20%(低於1989年天安門事件後的34%)。

 

 


(2021.03.23)  淺談新聞媒體議價法


王亭勛台灣地方議員聯盟智庫兼職研究員、東吳大學政治系學生


今年(2021年2月25日,澳洲議會正式通過《新聞媒體與數位平台強制議價法》,成為第一個要求科技公司針對其平台上使用的新聞內容支付費用的國家。此舉動被視為針對當前兩大數位平台的龍頭谷歌(Google)與臉書(Facebook)。當地媒體因為廣告收入分配不均的原因,便遊說政府通過法案,要求當前的兩大數位平台必須額外給付費用給新聞媒體。


Google和臉書原本皆持強硬態度,揚言若強制要求他們付費給媒體,就退出澳洲市場或取消澳洲地區的服務。隨後Google考量到將來各國可能都會效仿澳洲的做法,且經調查後發現Microsoft的搜尋引擎也確實有取代他們的實力,屆時Google將失去其搜尋引擎龍頭的地位,便決定軟化當初強硬的態度,與當地的媒體達成協議。


相較於Google的妥協,臉書在法案通過後限制澳洲地區的使用者分享或觀看新聞內容,導致當地官方網頁停止運作,極為不便。後來澳洲政府不堪其擾,同意修改法案,臉書才恢復澳洲平台的新聞頁面。


然而為何澳洲通過新聞媒體與數位平台強制議價法會受到全球的關注?事實上歐盟在2019年4月通過的《著作權指令》已經要求包括臉書或Google等大型科技平臺(或稱網路守門人)必須因使用新聞內容而付費給出版商。但因為出版商與大型科技業者之間的談判卻經常屈居弱勢,導致該法條並未發揮其作用。


與歐盟不同的是,澳洲政府除了要求大型科技平臺付費給與出版商之外,更賦予獨立仲裁員有權判定臉書和Google與新聞媒體達成的付費協議是否公平,以確保這些科技業巨擘不會利用網路廣告市場霸位來主導協議條件。換句話說,澳洲政府透過國家公權力介入Google與臉書的經營模式,使其利潤受到影響,而這樣的作法獲得全球各國的關注,表示有意效仿澳洲的做法,加拿大便是其中之一。


儘管各國政府仍處在觀望的階段,新聞媒體議價法仍有許多問題值得我們探討。其中最關鍵的問題在於國家與科技龍頭之間的戰爭是否有正當的理由。坦白說,新聞媒體與數位平台之間的關係可說是魚和水,彼此之間極度的依賴。新聞媒體可以透過在臉書上發文得到更多的訂閱者、流量以及廣告收入,臉書也能因為新聞媒體得到更多的使用者。在這樣的關係下,國家主動介入要求數位平台要付費給新聞媒體實在不太恰當。


再者,當國家賦予獨立仲裁員權力裁定付費協議是否公平時,「公平」的標準又是如何被訂定出來的呢?尤其當前遊說非關說在政治領域上相當盛行的情況下,「公平」的標準是否會隨著主政者的不同而有所差異,是我們不可忽視的問題。最後,將來台灣是否跟進訂立這樣的法案,目前公平會的說法是先觀察、分析、研究,但不得不擔心的是,若最終決定師法澳洲,政府又有更大的權力能制衡新聞媒體。如此一來,媒體將無法發揮其「第四權」之功用。

 

 


(2021.03.18)  法治與法制


 楊子敬(台灣地方議員聯盟智庫兼職研究員,政治大學法律研究所


近日,中共「求是」雜誌刊載中國大陸國家主席習近平署名文章,這篇題為「堅定不移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提供有力法治保障」文章。文中指稱,要「堅持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堅持依法治國、依法執政、依法行政共同推進,法治國家、法治政府、法治社會一體建設」、「堅持統籌推進國內法治和涉外法治」等。


若先不討論何為社會主義的法治道路,而聚焦在「法治國」、「法治體系」等字眼上,吾人不禁要問,在中國大陸改革開放數十年來,是否在客觀上真的步入所謂「法治國家」?這個問題則涉及到一個既古老但又從未退燒的議題,即「何為法治」?


在西方法的傳統上,討論法治(rule of law),總是會與法制(rule by law)一併討論。這兩個名詞,在大方向上,皆是對於法律作為國家以及人民行動的準則的描述。但就如何作為行動的準則的實質內涵上,則有顯著的差異。就後者來說,從 rule by law 的字義上,明顯的係在指涉客觀上,國家與人民的行動有法律的指引。


而在這樣的指引上,並不具有實質的內容,僅是一種有法律統治的狀態。是故,「法制」作為一種在客觀上有法律統治的狀態,放諸當今各國,皆係所謂「法制國家」。更極端的說,在德意志第三帝國時期,納粹黨人於1933年通過「解救人民與帝國苦難法」(Gesetz zur Behebung der Not von Volk und Reich)後,一系列的暴行皆係透過各式各樣的法律為之,故納粹政權也當然屬於「法制國家」。


而從歷史上的演進觀之「法治」的概念發展,則係對於「法制」的反省。其強調法律不僅是作為政府與人民行動的工具,更是強調政府在干預人民時,必須要以法律作為政府治理的約束。這樣對於治理的約束,德國聯邦憲法法院院長 Hans Jürgen Papier 則提到,當代法治國之核心在於對於憲法基本權的保障以及憲法裁判制度之建構,也就是說,「法治」的「法」不是始於法律,而是更高位階的憲法,且其核心任務在於保障人民享有得以對抗國家權利的基本權,這樣的制度則憑藉著國家對於憲法裁判權的臣服來建立。從而在這樣對於法律治理的實質概念下,除了成文憲法中的基本權清單外(如人身自由、居住遷徙、言論自由等),發展出了國民主權、權力分立、法律優位與法律保留、法律明確原則與禁止溯及既往、比例原則等概念去約束國家對於人民權利的干預。


由此,若我們先觀察解嚴後的台灣社會,在過往被凍結的憲法基本權清單,透過多號的大法官釋字去確認了國家干預人民權利的界線,以及發展出若干重要的法治國原則,晚近則更擴張到未列入基本權清單的概括基本權(隱私權、同盟自由權、健康權等)。具體的將憲法上的權利保障落實到人民的生活中。相對的,中國大陸的現狀,雖然具有憲法,但在實踐上,究竟是「憲法」高還是「黨」高?恐令人生疑。


可以確定的是,相較於中國大陸,台灣社會業已步入「法治」的道路上。但,「法治」的實踐,係為一個動態的過程,隨時都有走回路的可能,例如政府在防疫的手段上,在沒有建立良善的法律授權下對於人身自由的干預或在假新聞爭議上對於言論自由管制手段,皆存在著「法治國」被削弱的可能,吾人則不可不慎。

 

 


(2021.03.19)  民主、民粹大不同!


梁豐綺(台灣地方議員聯盟智庫兼職研究員、台灣大學政治研究所


在選舉期間或政策辯論時,常會聽到政治人物互相指責對方太民粹,只懂得煽動大眾的情緒,不會腳踏實地認真做事。然而,這樣對「民粹」一詞的用法其實並不甚準確,且可能使民眾難以分辨「民粹」與「民主」之間的區別,從而有礙民主政治的運作。畢竟,如果這兩個詞彙都只是在追求「以民意為依歸」,我們似乎就不能在堅持「民主」的同時卻又對「民粹」加以譴責。


事實上,「民粹主義」在出現伊始確實是相對於「菁英主義」,泛指「政治必須遵照人民的偏好」,是個中性名詞;到了近代,才逐漸被賦予負面的意涵,而且左派和右派都會被形容民粹。因此,關於「民粹」的準確定義,其實連學界都莫衷一是,也難怪政界和民間多有誤用。然而,一般認為,民粹主義者往往具備「反菁英」和「反多元」兩項特徵;他們會將社會簡單劃分成菁英與人民兩派,然後個別貼上腐敗和道德的標籤,進而聲稱自己是在代表「道德的人民」對抗「腐敗的菁英」。


儘管這種說法看似是仗義執言,但實際上卻是漏洞百出。首先,民意不可能是一致沒有分歧的,民粹主義者所宣稱代表的「人民」,通常是排除了少數群體(如移民或少數族群)、及持有不同意見的人(即使佔了多數)的聲音。其次,民粹主義者「道德」與否更不該是他們自己說了算,尤其是在被要求提出他們指控對手的直接證據、或說明他們的具體政策時,他們往往又會以「這些質疑都是腐敗菁英的陰謀」避而不談。再者,他們基於自行賦予的「正當性」所建立的不容他人質疑的地位,甚至比「腐敗的菁英」更可懼,因為任何反對他的意見都會被歸類為企圖危害大眾利益的立場,從而遭受打壓。回顧歷史,希特勒的崛起、乃至種族滅絕的悲劇,便是源自於當時德國多數民眾不加思索的支持、以及對少數群體權利的漠視之「多數暴力」。


與之相反地,「民主」的宗旨在於鼓勵多元價值、及不同意見間的溝通。在真正的民主社會,每個人都享有思想與言論自由,所以民意本來就是紛陳的,沒有人(尤其是掌權者)能宣稱代表全民意志,更不能藉此壓迫異己。因此,只要拿得出充分的證據、說得出嚴謹的道理,權貴便可以受批判,主流也可以被檢討,而弱勢則可以得到保障。事實上,縱使選舉最基本的原則是「票多的贏、票少的輸」,但選舉所欲達成的民主之最核心的精神並非「少數服從多數」,而是「多數尊重少數」——這也是為何民主國家處理法律爭議,不會開放給網民投票表決,而是交由司法體系根據法治精神做出公正裁決。總之,無論是政治人物或公民,在面對相左意見時,能做的就是尊重、溝通、以及自省。如此,民主社會方能在兼容多元意見的活力下,持續保有團結一心的力量!

Back to Top